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，政治制度植根于文化传统。中华大一统与西方民主，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，决定了基本的政治体制、职官选择、世界体系。中华大一统，以现代民主为新的表现形式，是“新大一统”；新大一统，是中国社会主义。
1.社会与个人、个体与团体
社会与个人，翻译自西方的society与individual，对应于中国传统的“群己”。“也就是在19、20世纪之交，中文里出现了个人与社会这两个新观念，但在戊戌前它们的意义并没有明确地对应英文的individual和society”；“只有在契约社会中，个人如同原子一样，作为不可进一步分割的实体，是先于社会存在的”；“在中国传统社会，只有作为道德主体和伦常关系载体的人，并没有作为权利主体和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‘个人’”。[1]
中西观念于此有其重要的区别：西方的individual与society，individual优先于society；中国传统的群己，家国天下之“群”优先于“己”。中国传统的“群己”，沿用“社会与个人”；西方的individual与society，则宜用“个体与团体”。如下所示：
西方的个体与团体，个体优先于团体，团体由个体组成。费孝通说：“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：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……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。”[2]个体可以通过契约组成团体，但个体独立与团体规则仍然是一对矛盾。独立的个体，优先于团体，这是西方的文化传统。
中国的社会与个人——也就是传统的群己——社会之“群”优先于个人之“己”。家国天下之社会，就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所；个人的事业与不朽，就在于家国天下之社会。家国天下，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；家国天下，不但奠定了个人的家国情怀，也造就了家国天下之大一统。
2.《理想国》中的民主制度
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讨论了五种政治制度。“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”；政治制度植根于独立个体的“欲望”，“有三种对应的欲望和统治”，“哲学家或爱智者、爱胜者和爱利者”。[3]如下所示：
爱智者的王政制度，“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，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”[4]。但王政制度却存在一个难题：爱智者于“两种生活”——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——如何愿意投身于政治生活？
真正的哲学生活可以“轻视政治权力”，最善的统治者“最不热心权力”；或许，“他们担任公职一定是把它当作一种义不容辞的事情看待的”。[5]但是，这种“义不容辞”，却不是哲学家的意愿。“君从叙拉古来”，就是辛辣的讽刺；哲学家宁可寄托于宗教，也不愿意投身于政治。
爱智者的王政制度，是哲学家为王，是理想国，“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”[6]。爱胜者的斯巴达制度在近代的普鲁士略有体现。爱利者的民主制度，不但是古希腊城邦的主要形态，也是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主要形态。民主与寡头相结合，就是共和国；民主被僭主所控制，就是帝国。
王政制度作为理想，却也体现于美国的《独立宣言》和法国的《人权宣言》。《独立宣言》与《人权宣言》，宣称“天赋人权”，强调民主的组织在于达成全体公民的幸福。但是，民主本身，并非王政制度；民主制度，植根于独立个体的逐利驱动，并不能达成全体公民的幸福。
3.家国天下之大一统
《理想国》所探讨的王政制度，哲学家为王，但哲学家并不愿意投身于政治生活。中国传统，家国天下之社会优先于个人，家国天下就是安身立命之所。基于家国天下，是有“圣王”。“天下者，至重也，非至强莫之能任；至大也，非至辨莫之能分；至众也，非至明莫之能和。此三至者，非圣人莫之能尽，故非圣人莫之能王。圣人，备道全美者也，是县天下之权称也。”[7]
《诗》云：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家国天下，就是士人建功立业的舞台；基于家国天下，亲民利民。春秋战国，天下并争；在家国天下的范围内亲民利民，首先就要消弭战乱，实现统一。在先秦，儒、墨并称显学。孔子注重礼制，墨子强调统一；礼制之确立，则有待于统一之完成。礼制以“亲亲”为原则，统一则反对“亲亲”，主张“兼爱”。墨家兼爱统一，促成了家国天下之大一统。
统一天下，在于“尚同一义”，自下而上，上同于天子。“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，立以为天子，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……天子三公既已立矣……设以为万诸侯国君……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，以远至乎乡里之长，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……上之所是必亦是之，上之所非必亦非之。”[8]
天子为政，又在赏罚。“上之为政，得下之情，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。……天子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，善人赏而暴人罚，天下必治矣。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。天下既已治，天子又总天下之义，以尚同于天。”[9]
尚同一义，上同于天子；天下一统，天子上同于天。天子为政，赏善罚暴；职官选择，“尚贤使能”。“古者圣王之为政，列德而尚贤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……以德就列，以官服事，以劳殿赏，量功而分禄。故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。”[10]“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，不党父兄、不偏贵富、不嬖颜色……圣之不失，以尚贤使能为政也。”[11]
墨家兼爱统一，促成了家国天下之大一统。在先秦，儒、墨并称显学。儒家“亲亲”，尊贤有等，主张礼制与封建；墨家“兼爱”，尚同赏罚，主张统一与郡县。秦国统一天下，任用法家。前文已述，法家承继墨子精神，是可探寻；法家之精神主张，与墨子相合。
春秋战国，诸侯异政，百家异说；秦汉之际，终成大一统。其先，秦始皇统一天下，结束了诸侯异政，“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”[12]；继之，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”，结束了百家异说，完成了大一统。
希求大一统，董仲舒上同于天。“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……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”[13]中华大一统，兼爱统一，天下大同；中华之统一，奠定于秦汉之际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。
4.中华大一统与西方民主
中华大一统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；西方民主，植根于独立个体的逐利驱动。中华大一统与西方民主，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，决定了不同的政治体制、职官选择、世界体系。如下所示：
中华大一统与西方民主，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，已如前述；决定了不同的政治体制、职官选择、世界体系，以下分述之。
（1）政治体制
中华大一统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，首先就要追求家国天下之统一，这就积淀为“统一信念”。统一信念：天下定于一，是坚定的信念；金瓯缺，则是灵魂的伤痛。
西方民主，植根于独立个体的逐利驱动，独立个体组成团体，团体的结合，称为“团体拼图”。团体拼图——异于统一信念——拼图的组成部分可增可减。团体拼图的组合与分离，植根于独立个体的逐利驱动。
中华大一统，积淀为统一信念，也就决定了单一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。秦始皇统一天下，“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”；自此以后，单一制和中央集权就是基本的政治体制。中央集权的治理方式，设立中央机构管理地方；中央政策之执行，以六部为代表，即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。
西方民主的团体拼图，决定了联邦制与地方自治的政治体制。较为松散的拼图格局，称为邦联；较为紧密的拼图格局，称为联邦。联邦的组成，通过立法，由契约达成。立法，不但是联邦合法性的来源，也规定了地方自治的原则。立法、行政、司法，立法居于核心地位；而以三权分立为原则，则体现了自治制衡的特征。
（2）职官选择
中华大一统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。家国天下之仁与仕，仁是家国情怀，仕是家国责任；家国天下之仁与仕，就是士人内在的自觉。士人之贤能者，选拔为职官，这体现了“尚贤使能”的原则。选拔的方法，隋唐以降，以科考选拔为主要方式。
西方民主，以民主选举为主要方式。近代以来，文官考试制度逐渐建立，也仍然是民主选举的补充。民主选举，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核心要件；拥有选举权的公民，一般通过投票选出拥有被选举权的政客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格认定，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。
在现代西方，公民的选举权，跨越了财产、种族、性别、年龄的限制，基本实现了普遍的平等。但是，这种选举权的平等，并不能改变西方民主的不平等。被选举权的认定，较之选举权更为严苛，拥有被选举权的政客必须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。
西方的政客，在民主选举中，需借助演讲。中国的贤能选拔，尚贤使能，亲民利民，则注重事功。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”
（3）世界体系
中华大一统，上同于天，是称天朝。中华大一统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；家国天下在天下范围的延伸，就形成了天朝的天下体系。天朝的天下体系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，天下大同[14]。天朝的天下体系，以“朝贡”为方式，称为“朝贡体系”。朝贡体系，依据“亲亲”，则有华夷之辨；但朝贡体系，仍然基于天下体系，“厚往而薄来”[15]，亲民利民。
西方民主，植根于独立个体的逐利驱动；在世界范围逐利扩张，就形成了“帝国主义”[16]的殖民体系。西方帝国的殖民体系，在世界范围殖民扩张，形成了“宗主国-殖民地”的世界体系，对殖民地进行殖民掠夺。
中国天朝的天下体系，亲民利民；西方帝国的殖民体系，殖民掠夺。近代以来，随着西方帝国在全球的扩张，西方民主的“团体拼图”格局，也塑造了现代的国家格局。中国天朝，成为了现代国家；天朝的天下体系，也让位于现代的国际关系。
西方帝国的殖民体系，塑造了现代的国家格局，也主导了现代的国际关系。二战以后，美帝国主义，取代了大英帝国。美帝国主义的民主，植根于独立个体的逐利驱动，对内种族歧视、对外殖民掠夺。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，仍然是西方帝国的殖民体系，以美国联邦为宗主国，形成了“联盟-殖民地”的国际关系格局。
当代中国“一带一路”的构想，基于现代国家格局，体现了中国天朝亲民利民的精神。“一带一路”的构想与实践——共商共建、共享共赢，基于中国天朝亲民利民，异于西方帝国殖民掠夺。
5.“新大一统”——中国社会主义
中华大一统，以现代民主为新的表现形式，是“新大一统”；新大一统，是中国社会主义。如下所示：
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，告别了君主制度。辛亥革命，颠覆了君主制度。中华民国，确立了共和制度；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承继了共和制度。共和制度，排除了君主，是更为彻底的民主制度。但共和之名，还需有民权之实。由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实行自下而上之革命，争取民权，实现人民解放，达成最广泛、最彻底之人民民主[17]。
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，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。中国“社会”，即指家国天下之社会；中国社会主义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；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，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，为人民服务。
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，异于西方民主。西方民主，植根于独立个体的逐利驱动。近代以来，“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”[18]，资本主义兴起；资本的逐利驱动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。中国社会主义民主，服务于人民；生产力的发展，亲民利民，造福人民。西方资本主义民主，服从于资本；资本的逐利驱动，种族歧视、殖民掠夺。
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，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，实行自下而上的人民解放；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制度，实行自下而上的组织形式。民主集中制，承继中华大一统，统一信念不可动摇，延续了单一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，职官选拔也注重贤能考核。
近代以来，西方在全球的殖民扩张，塑造了现代的国家格局，也主导了现代的国际关系。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，植根于资本的逐利驱动，以殖民掠夺为基本特征。中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，承继中华大一统的天下体系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。一带一路的构想与实践——共商共建、共享共赢，既是传统的，也是当代的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，植根于家国天下、亲民利民，天下大同——全人类就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中华文明，源远流长，继往开来。中国社会主义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，是“新大一统”。中国社会主义，不只是中国特色，而是中国气派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，也必将为全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。
[1]《观念史研究：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》，金观涛、刘青峰著，法律出版社，2009年12月第1版，第158、156、155页。
[2]《乡土中国》，费孝通著，三联书店，2013年9月第1版，第26-27页。
[3]《理想国》，第314、366、368页。
[4]《理想国》，第279页。
[5]《理想国》，第280-281页。
[6]《理想国》，第386页。
[7]《荀子·正论篇第十八》。《荀子集解》，第324-325页。
[8]《墨子·尚同中第十二》。《墨子间诂》，第78-80页。
[9]《墨子·尚同下第十三》。《墨子间诂》，第90、95页。
[10]《墨子·尚贤上第八》。《墨子间诂》，第46页。
[11]《墨子·尚贤中第九》。《墨子间诂》，第49、57页。
[12]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第六》。《史记》，第236页。
[13]《汉书》卷五十六《董仲舒列传第二十六》。《汉书》，第2518-2519、2523页。
[14]“大同之义，虽见于《礼记》之《礼运》，实原于墨家。……此种大同思想，儒家平日所未见，惟于墨家则甚合。……此非予一人之私言，由宋儒以至今日之学者，知之者固甚多也。”（方授楚《墨学源流》。《十家论墨》，蔡尚思主编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，2008年8月第1版，第129-130页。）按：大同之说，出自《礼运》，源于兼爱统一；墨家兼爱统一，不仅促成了大一统，也是天下大同的根源。
[15]《中庸》云：“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；继绝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”
[16]“帝国主义”，翻译自imperialism。西方帝国（Empire），植根于独立个体的逐利驱动，对外殖民扩张，“帝国主义”就是西方帝国的基本属性。中国天朝，异于西方帝国，而诸如“中华帝国”的称谓就落入了西方话语的窠臼。
[17]“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，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，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。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，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。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，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。”（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。《毛泽东选集》，第1478-1479页。）中国传统之所谓民主，为“民之主”；现代之民主，为“民主之”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主，是最广泛、最彻底的人民民主。
[18]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马克斯·韦伯著，于晓、陈维纲等译，三联书店，1987年12月第1版，第138页。
